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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言:我的大学梦

时间:2016-07-28 来源: 作者: 阅读:
 

  世界上的事情,最忌讳的就是个十全十美,你看那天上的月亮,一旦圆满了,马上就要亏厌;树上的果子,一旦熟透了,马上就要坠落。凡事总要稍留欠缺,才能持恒。

  上大学的梦想,从六十年代初期我的大哥考人华东师范大学时就开始萌发。当时,在我们乡下,别说是大学生本人,就是大学生的家人,也受到格外的尊敬,当然也不乏嫉恨。我在自家的院子里,常常听到胡同里有人议论:“别看这家房子破,可是出过大学生的!”偶尔还听到有人压低了嗓门议论:“这家是老中农,竟然出了一个大学生!”有一年寒假,大哥回家探亲,趁他睡着时,我把他的校徽偷偷地摘下来,戴在自己胸前,跑到街上,向小伙伴们炫耀。小伙伴们讽刺我:“是你哥上大学,又不是你上,烧包什么?"那时我就暗下决心,长大了一定要考上大学,做一个大学生。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呼声越来越高,惟出身论搞得越来越凶,我的大学梦也越来越渺茫。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,大学停止了招生,我的大学梦就彻底地破灭了。不但大学梦破灭,连上中学的权利也因为家庭出身中农而被剥夺了。按照当时的政策,中农的孩子是可以念中学的,国家要剥夺的是“地富反坏右”的后代受教育的权利.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,中农的孩子基本上也都被赶出了校门。制定这套教育政策的人用心十分良苦,他们知道,剥夺阶级敌人的后代受教育的权利,是巩固红色江山的一个最有力的措施。

  “文革”后期,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,按照政策来说,农村青年,家庭出身只要不是“地富反坏右”、具备了中学的同等学力、劳动积极,都可以接受贫下中农的推荐,免试进入大学。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。那时大学招收的学生少,每年的招生名额,到不了村这一级就被瓜分光了,所谓的贫下中农推荐其实是一句美丽的谎言。后来出了个张铁生,靠着一封信上了大学。现在提起他来,人们大都嗤之以鼻,但在当时,我却十分崇拜他。张铁生的成功唤醒了我的大学梦,使我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。虽然我没有读过中学,但在家看过我大哥留下的全部中学课本,尽管数理化不行,但语文的实际水平比那些读过中学的贫下中农子弟要高许多。于是我就给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周荣鑫写信,向他表达我想上大学的强烈愿望。信发出去不久的一个傍晚,我劳动回来,坐在灶前帮母亲烧火做饭,看到父亲像喝醉了似的摇摇晃晃地走进家门。他的手里,攥着一封信。我本能地感到这封信与我有关。,父亲站在灶前,浑身打着哆嗦。他注视着我,脸在灶火的映照下放着红光。他对我说:“你想怎么呢?”然后他就把手里的信给了我。那是一个棕色的牛皮纸公用信封,已经被撕开,我从里边抽出一张印有红字抬头的公用信笺,借着灶火,看到信笺上用圆珠笔写了几行歪歪扭扭的字。大意是信已收到,想上大学的愿望是好的,希望在农村安心劳动,好好表现,等待贫下中农的推荐。我虽然知道这是官腔套话,但还是受到了很大的感动,这毕竟是国家教育部的复信,我一个农村孩子,能折腾得国家教育部回信,已经创造了奇迹。我听到父亲和母亲低声说了一夜的话,知道他们的心情很复杂。接下来的半年里,我给省、地、县、公社的招生领导小组写了许多信,向他们诉说我的大学梦想,但再也没有回声。村子里的人知道了我在做大学梦,都用异样的眼神看我,好像看一个神经有毛病的人。生产队里的贫农代表当着许多人的面对我说:“你这样的能上了大学,连圈里的猪也能上!”他的话虽然难听,但在当时的情况下,确是到了家的实话,其实,即便队里的猪上了大学,我也上不了。

  当时的农村青年,要想脱离农村,除了上大学之外,还有一条路就是去当兵。当兵时如果好好表现,就可能被推荐上大学,也有可能被直接提拔成军官。这是一条金光大道,但对一个中农的儿子来说,当兵在某种意义上比被推荐上大学还要难。从十七岁那年开始,我每年都报名应征,但到了中途就被刷了下来。不是身体不合格,是家庭出身不合格。家庭出身在理论上也合格,但既然有那么多的贫下中农子弟都想当兵,怎么可能让一个老中农的儿子去呢?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,机会终于来了。一九七六年征兵时节,村子里的干部和几乎所有的社员都到昌邑县挖胶莱河,适龄青年在工地上参加体检。我那时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,没去挖河,在公社驻地与社直机关的青年一起参加了体检。正好公社武装部长的儿子也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,我知道他父亲手中的权力对我多么重要,平时就注意团结他。征兵开始,我就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,让他送了去。再加上许多好人帮忙,就这样混进了革命队伍。

  到了队伍里第二年,高考恢复,我们的领导以为我是高中毕业生,就给了我一次复习功课准备来年参加高考的机会。报考的学校是解放军的工程技术学院,专业是计算机终端维修。领导把这个决定告诉我时,我真是百感交集,连续三天吃不下饭。我知道自己肚子里没有墨水,除了能写作文外,数理化几乎是一窍不通。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二我以为等于五分之三,而距离高考只有半年的时间,怎么办?考还是不考?最后还是决定考。我让家里把大哥的那些书全部寄来,开始了艰难的自学。学到来年六月,总算入了点门,感到考试不至于得零分时,领导告诉我,考试的名额没有了。这又是一个让我感到悲喜交集的消息,悲的是半年的苦熬白费了,喜的是不必考不中出丑。后来我知道,那年参加考试的人,多半是一些军干子弟,他们的水平比我高不了多少,但还是照顾人了学。如果我参加了那次考试,没准也能被录取,如果被录取,我就很可能成为了一个无线电技师,而不会成为一个写小说的。

  就在我的大学梦彻底破灭了时,大学却突然对我傲开了大门。那时我已经参加了党政干部基础课的学习,半年内很轻松地通过了四门,再有一年就可以得到大专文凭,这时,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恢复招生的消息传到了我的耳朵。我带着已经发表的几篇作品跑到军艺时,报名工作已经结束,我的恩师、时任文学系主任的徐怀中先生看了我的作品,兴奋地对当时在系里担任业务于事的刘毅然说:“这个学生,即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了。”参加文化考试时,政治和语文我很有把握,没有把握的是地理,但机缘凑巧,考试时,在我面前的墙上,挂着一张世界地图,还有一张中国地图,有一道题是让回答围绕着我国边境的国家,我准确无误地答了这道题,还有一道关于等高线的题我凭着直觉也答对了。这样,我就以作品最高分、文化考试第二名的优秀成绩进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,成了一名年近三十的大专生。

  那一届进入军艺文学系学习的学生,有几位已经大名鼎鼎,最有名的如济南军区的李存葆、李荃,沈阳军区的宋学武,南京军区的钱刚,都得过国家级的文学奖,其余的同学也都发表过很多作品。当时我们是白天听课,晚上写作。四个人住一间宿舍。为了互不干扰,许多宿舍里都拉起了帷慢,进去后能使人迷路。我们宿舍里的人徽,还保持着一览无余的朴素面貌。那时天比现在冷,暖气不热,房间里可以结冰。写到半夜,饿了,就用“热得快”烧水煮方便面吃。听说方便面要涨价,一次买回八十包。深夜两点了,文学系里还是灯火通明。有人就敲着铁碗在楼道里喊:“收工了!收工了!”有人把我们宿舍叫做“造币车间”,我是头号“造币机”。我们系是干部专修班,没有几个老师,大部分的课要外请老师来讲。北大的老师、社科院的老师,凡是跟文学沾边的,几乎被我们请了一个遍,还请来了许多社会名流。这样的方式,虽然不系统,但信息量很大,狂轰滥炸、八面来风,对迅速地改变我们头脑里固有的文学观念发挥了很好的作用。请来的老师大多数都有真才实学,也有个别的妖蛾子。譬如我们的一个女同学就把一个据说对存在主义深有研究的人请来。这人留着披肩长发,据说是男性。这伙计一进教室就蹦到讲台上坐着,开始讲存在主义。他讲了半天也没讲明白什么是存在主义,讲到后半截身体就在讲台上扭来扭去。我知道这伙计累了,坐在讲台上,毕竟不如坐在椅子上舒服,但要从桌子上跳下来又很丢面子。我们还请来过一个据说对气功有研究的人,这人说他只要发起气功来,能在钢琴上即兴弹奏出天国的音乐。他果然就弹了一曲,但我们的一个对音乐有研究的同学说,他弹的是一首最初级的钢琴练习曲。我们还请来著名的音乐指挥李德伦给我们讲交响乐。李大师从三皇五帝讲起,一直讲到好吃午饭了才进入正题,用录音机放曲子给我们听。我向李大师提了一个要求,希望他能对着录音机比划比划。大师冷笑道:我只会指挥乐队,不会指挥录音机。下课后,同学们有的骂我,自的嘲笑我,当时我还不服气,嫌人家李德伦架子大。现在想起来,真是愚蠢,我怎么可以让人家那么大的一个指挥家指挥录音机呢?

  从军艺毕业后,过了两年,我又混进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。当时是想去学点英语,学点理论,争取做一个“学者”型的作家。但到了那里之后,才发现学英语和学理论都不容易,正好赶上了学生运动,就心安理得地不去上课了。现在想起来,当然又很后悔,尤其是出了国门,看到那些美丽的小洋妞叽叽咕咕地讲话而我一句也听不明白时。

  现在,我有正儿八经的硕士学位证书,填表时也无耻地填上研究生学历,但我自己心里清楚,其实并没有真正地上过大学。真正地上大学,就应该像我的大哥那样,从小学到中学,一步步地考上去。我虽然拥有国家承认的研究生学历,毕竟还是野狐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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